今年5月30日，我们迎来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领导人指出“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从李四光、钱学森、邓稼先等老一辈科学家，到黄旭华、黄大年、南仁东等一大批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杰出科学家，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根源在于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拼搏精神。近几年我也写过不少科学工作者的文章，如《新质生产力与科技工作者》，《从上海打造全球科技创业者“始发站”说起》，《从科学家转型为企业家很难？》，《新质生产力与年轻的脑力劳动者——写在五四青年节》等。
我老丈人曹国琛就是一个优秀的科技工作者，上海有色金属研究所所长，高级工程师。早年研究的“TBP”锆铪萃取分离获得成功，获国家发明奖。他荣获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他多次荣获上海市劳动模范，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发的上海市科技进步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聘书。作为上海市第九届人大代表，全国第八届人大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常委、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在关于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曹国琛联合32名代表对尽快制订“招标法”（第64号）提出议案于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五次会议通过。
作为一个老科技工作者，他表现出的精神鼓舞了我们，工作极端认真，待人真诚利他，对待生活积极乐观，大智若愚。在新质生产力的宏大叙事中，不能只有效率和产出，还应该有精神和追求。科技工作者的动力不仅来自经费和待遇，更来自探索未知的好奇、解决人类问题的使命、为国贡献的情怀。“新质生产力不仅是物质生产力的跃升，也是精神生产力的飞跃。”科技哲学家吴国盛指出，“当科技工作者摆脱了短期功利主义，才能真正做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让我们继续传承好科学家精神，继续奋斗前行，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新质生产力与科技工作者的相遇，恰逢其时。这是国家战略与个人奋斗的共鸣，是时代机遇与专业能力的共振，是制度优势与创新活力的共赢。“我们正在书写历史。”国家实验室的一位青年科学家说，“不是用笔，而是用代码、用实验、用一个个具体的创新。”这场静默的革命没有硝烟，却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未来；没有呐喊，却改变着亿万人的生活。在新质生产力的宏大叙事中，每一位科技工作者都是一个标点，共同组成这篇关乎中国未来、关乎人类进步的壮丽篇章。
历史将会记住这个时代——当新质生产力遇上中国科技工作者，一场生产力的质变正在发生，一个创新驱动发展的新纪元正在开启。这不仅是经济发展的转型，更是文明逻辑的跃迁。在这场跨越中，中国科技工作者既是见证者，更是创造者；既是受益者，更是贡献者。他们的故事，就是新质生产力最生动的注脚；他们的奋斗，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最坚实的基石。当实验室的灯光照亮深夜，当数据在服务器中奔流，当想法在碰撞中升华，一个新的生产力时代，已然来临。
今天的科技工作者，是一支庞大的、多层次的、分布广泛的队伍。他们有在高校研究所里探索宇宙起源的基础科学家，有在企业研发中心攻克芯片制程的工程师，有在田间地头改良种子的农业技术员，有在医院里将最新疗法应用于临床的医学专家，有在开源社区中贡献代码的软件开发者，也有在科普一线将复杂原理转化为大众语言的科学传播者。据中国科协数据，中国科技工作者总量已超过一亿人，规模居世界首位。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十四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人从事科技相关工作。他们分布在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开发、从技术推广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中。
今天的科技工作者呈现出三个鲜明的时代特征：知识结构的革命性跃迁。他们不再局限于单一学科，而是横跨多个领域。量子计算专家同时精通材料科学，人工智能研究员深谙脑神经机制。这种“T型”甚至“π型”知识结构，使他们能够在前沿交叉领域开疆拓土。创新范式的深刻转变。从“跟踪模仿”到“并跑领跑”，中国科技工作者正经历着角色的历史性转换。华为的5G标准必要专利全球第一，比亚迪的电动车技术反向输出到传统汽车强国，字节跳动的推荐算法重构全球信息传播生态——这些标志性成果背后，是创新自信的建立。价值实现的多元路径。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论文和专利，而是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大学教授创办科技企业，科研人员参与产业攻关，工程师转型为创业者。据统计，2023年中国高校和科研院所技术合同成交额超过1.5万亿元，是2012年的7倍。
然而数量不等于力量。我们科技工作者的工作方式、价值逻辑、精神面貌，是否已准备好迎接新质生产力提出的挑战？长期处于一种“高产低效”的怪圈中旧范式的困境下的科技工作者需要“新质”解放。从数据看，中国的科研论文发表量已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同样遥遥领先。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科技成果转化率长期徘徊在较低水平，大量论文发表于“看起来重要”而非“真正重要”的问题，许多专利在授权后便沉睡在档案柜中。问题出在哪里？表象是评价体系。以论文数量、期刊影响因子、项目经费为主要指标的考核方式，催生了“短平快”的研究文化。科技工作者变成了“指标优化师”，而非“问题解决者”。一位材料学教授曾对我坦言：“我知道某个方向做五年能出真正有价值的成果，但我的考核三年一次，等不起。”
深层则是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体制困境。科研院所关注的是“顶天”——发表高水平论文；企业关注的是“立地”——解决具体市场问题。两者之间缺少有效的桥梁。科技工作者的智力劳动被分割在两个互不相通的轨道上，难以形成从发现到应用的完整闭环。新质生产力的本质要求，恰恰是打破这种分割。它呼唤的是一个全新的生产关系网络：基础研究的突破能够迅速进入工程化通道，工程化中的问题又能反馈到基础研究层面；企业不仅是技术的使用者，更是研发的发起者；科研人员的评价不再只看论文，更要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意味着，科技工作者需要从“被指标定义”的状态中解放出来，重新成为创造力的主体。
2023年，中国启动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科技体制改革，旨在解放科技的“生产力”：经费管理从“重过程”到“重结果”。评价体系从“唯论文”到“看贡献”。临床医生的评价不再只看SCI论文，而是看救了多少人；工程技术人员的晋升不再只看专利数量，而是看解决了什么实际问题。转化通道从“堵”到“通”。新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明确规定，科研人员可从成果转化收益中获得不低于50%的奖励。“我们的团队通过技术入股，现在每个人都是公司股东，研发积极性完全不同了。”中科院一个机器人团队负责人表示。最引人注目的是“揭榜挂帅”制度的全面推行。2023年科技部发布了76个“卡脖子”技术榜单，不问出身、不设门槛，谁有本事谁就上。一家成立仅三年的小公司，竟然击败多个国家队，拿下了一项航空发动机叶片技术的攻关任务。“这是真正的英雄不问出处。”一个公司创始人表示。
科技工作者必须成为“全栈选手”。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是那些颠覆性的前沿技术领域：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制造、商业航天、新材料、新型储能……在这些领域，游戏规则正在被重写。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领域没有现成的技术路线图可参考，也没有成熟的国际标杆可对标。无论是ChatGPT的涌现，还是室温超导的争议，都表明我们进入了一个“无人区”时代。这对科技工作者提出了全新的能力要求。过去一个合格的科技工作者通常只需要在自己狭窄的专业领域深耕即可。机械工程师不需要懂代码，软件工程师不需要懂材料，科研人员不需要关心市场。但在新质生产力的语境下，问题不再是学科划分的，而是真实世界里的。
以自动驾驶为例：它需要计算机视觉专家、激光雷达工程师、控制理论研究者、高精地图制作者，甚至伦理学家和法律专家的协同。没有人能独立完成全部工作，但每个人都需要理解其他人的语言和逻辑框架。这意味着，新质生产力时代的科技工作者，正在被推向一种“T型能力结构”——纵向的专业深度依然重要，但横向的连接能力、跨界理解力、系统思维，正变得同等关键。他们正在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全栈选手”：不仅要知道怎么做，还要知道做什么、为什么做、为谁做。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距离，不再是别人帮忙走完的，而是内化为自身能力的一部分。这正是最激动人心的变化：科技工作者正在从技术执行的“手”，进化为价值创造的“大脑”。
制度供给让每一份创造力都找到出口。首先是评价体系的变革。近年来，“破四唯”（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已成为政策共识。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始推行代表性成果评价、长周期考核、分类评价等新机制。释放了一个强烈信号：质量重于数量，实质贡献重于形式合规。其次是流动机制的优化。新质生产力需要知识在科研机构、企业、资本之间无障碍流动。再次是激励方式的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订后，科技成果的收益分配向研发团队大幅倾斜，一些地方甚至允许科研人员享有70%以上的转化收益。这不仅是经济激励，更是对智力资本价值的制度确认。更重要的是容错机制的建立。越来越多的资助机构开始设立“高风险探索基金”，明确表示“失败本身就是有价值的结果”。这种文化转变，对科技工作者的创新勇气至关重要。
从“螺丝钉”到“造钟人”是科技工作者的精神重塑。在工业时代的科研组织模式中，科技工作者往往被定位为“螺丝钉”——在巨大的项目机器上负责自己的一环。你是做材料表征的，就只做表征；你是写代码的，就只写代码。这种分工带来了效率，却也带来了视野的窄化。新质生产力呼唤的，是“造钟人”而非“报时人”。报时人知道现在几点，造钟人则创造出让别人能够自己看时间的机制。前者解决具体问题，后者构建解决一类问题的能力。这要求科技工作者具备更强的自驱力和问题意识。他们不能坐等上级或甲方下达任务指令，而要主动在技术前沿和市场需求之间发现“可解决的问题”。一位成功的科技成果转化者曾说：“我每天问自己的不是‘我能做什么’，而是‘这个世界需要什么’。”
这也要求科技工作者重新理解“失败”与“成功”的定义。在新质生产力的语境下，被引频次最高的论文不等于最有价值的成果，技术复杂度最高的方案不等于市场最需要的产品。评价的最终标尺，是这个成果是否真正推动了某个领域、某个产业、某个社会问题的实质性进展。这无疑是一种更高的要求，也是一种更有尊严的定位。当科技工作者不再只是庞大系统中的一颗齿轮，而是能够感知自己工作的意义、看到自己创造的价值时，他们的创造力将被真正点燃。
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时代，需要不设边界的人。新质生产力最根本的“新”，在于将“人的创造力”从各种束缚中释放出来。资本、土地、机器、数据都是生产要素，但只有人的创造力是不可被算法替代、不可被机器复制的终极资源。而科技工作者，正是这种创造力的最典型载体。他们受过系统的科学训练，掌握探索未知的方法论，同时又与真实的技术前沿和产业需求保持着最近的距离。他们是这个时代最有可能将“新想法”变成“新质生产力”的群体。但技术突破的艰难、成果转化的漫长、评价体系的惯性、文化观念的滞后，都在构成现实的阻力。真正的挑战不在于发明新的技术，而在于构建一个能够让这些技术从实验室走向车间、从论文变成产品、从一个人的头脑风暴变成一群人的协作网络的生态系统。
这需要时间，需要耐心，更需要每一个科技工作者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自己的选择——是安于现状，还是主动求变？是指标驱动，还是问题驱动？是孤军奋战，还是开放协同？没有标准模板和标准答案。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在这个依靠创新驱动的时代，科技工作者已经不再是后台的支持者，而是前台的主角。新质生产力的乐章能否奏响，取决于这一亿双手，能否在键盘、试管、图纸和田野上，写出属于这个时代的华彩篇章。当每一个科技工作者都能像创业者一样思考，像艺术家一样好奇，像匠人一样执着，新质生产力就不仅是一个政策概念，而将成为一种自下而上的、汹涌澎湃的历史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