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领导人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系统阐述了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和主要特征，强调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我国自2010年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特别是进入经济新常态以来，这种经济发展约束条件发生了显著性变化，既有系统性变化，也有趋势性变化，体现在消费需求、投资需求、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的变化等多个方面。为适应新变化、把握新机遇、迎接新挑战，我国需要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从“数量追赶”的粗放型增长向“质量追赶”的集约型增长转变；经济结构从“规模扩张”的增量扩能为主调整为“结构升级”的做优增量、调整存量并举；经济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的传统增长点转向“创新驱动”的新的增长点。在此过程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尤为关键。

领导人还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提高劳动效率、资本效率、土地效率、资源效率、环境效率，不断提升科技进步贡献率，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全要素生产率是在要素投入既定条件下，通过要素使用及其优化配置实现最大产出，从投入产出的视角来看，其本质是技术、人才等要素质量和资源配置效率。而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稳步提高，即是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表征。因此，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这也意味着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提高劳动效率、资本效率、土地效率、资源效率、环境效率，不断提升科技进步贡献率，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因此保持全要素生产率正增长是一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概言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是决定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成效及质量的关键所在。

2015年首次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要增加研发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实现在发展中升级、在升级中发展。这将推动中国经济由投入型增长转向效率型增长。十三五”规划纲要首次将“全要素生产率明显提高”纳入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加上“着力”二字；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简称《决定》）指出，“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又称“索罗余值”，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罗提出，是指各要素(如资本和劳动等)投入之外的技术进步和能力实现等导致的产出增加，是剔除要素投入贡献后所得到的残差。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来自于生产率。生产率是指投入与产出之比，衡量单位投入的产出水平。从投入的角度看，生产率可分为单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前者指产出与一种要素投入之比，如劳动生产率为产出与劳动投入之比；后者指产出与综合要素投入之比，综合要素指资本、劳动、能源及其他要素等两种或多种要素的组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包括生产要素的发展，生产要素具体体现为土地、资本、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数据等。不仅体现生产力水平，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发展质量、科技创新能力，以及科技与经济的融合程度。

如果做一个简单的比方，将产出类比于企业营收，资本或者劳动力类比于企业成本，那么全要素生产率就有点类似于利润，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相当于ROE或者ROA的大幅提升。只有有效提高了ROE（权益净利率。 它是企业净利润与平均净资产的比率，反映所有者权益所获报酬的水平，这个比率通常也被称为净资产收益率）或者ROA（资产收益率又称资产回报率，是用来衡量每单位资产创造多少净利润的指标。衡量的是每一美元资产所带来的利润。资产回报率= 税后净利润/总资产，它是用来衡量每单位资产创造多少净利润的指标。评估公司相对其总资产值的盈利能力的有用指标。计算的方法为公司的年度盈利除以总资产值，资产回报率一般以百分比表示 ），才是有效投资。并非所有的新技术、新产业、新发明，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在各种生产要素投入水平既定条件下，所达到的额外生产效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简而言之，就是提高投入产出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对生产要素的构成、生产要素的质量提升、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全要素生产率反映了资源配置状况、生产手段的技术水平、生产对象的变化、生产的组织管理水平、劳动者对生产经营活动的积极性，以及经济制度与各种社会因素对生产活动的影响程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二是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主要表现为在生产要素投入之外，通过技术进步、体制优化、组织管理改善等无形要素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全要素生产率（智库百科解释）是指“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是衡量单位总投入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通俗地讲，全要素生产率是产出大于投入的差值。因为这个差值很难归到是哪个生产要素产生的，所以称其为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是基于要素投入的整合，有形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这也是三个基本生产要素；无形的生产要素包括管理、技术。全要素生产率也可以看作是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因为总产量不好直接计算出来，故只能采取间接的办法。

举例：如果在生产中投入劳动、资本（包括厂房、机器设备、存货等劳动创造的资本财物）、土地（包括一切自然资源在内）等生产要素共计100万RMB，而生产出来的总产量为150万RMB。那么，这150万RMB的产量是由两个方面的贡献构成的，其中100万RMB是由于投入了100万RMB的生产要素所引起的，其余50万RMB则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贡献。如果本年度的产量比上年度增长15%，而其中要素投入量的增长为10％，则其余5％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从经济学角度看，全要素生产率是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在内的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其来源包括率改善、技术进步、规模效应。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指全部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土地等)投入量不变时，生产量仍能增加的部分。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衡量纯技术进步在生产中的作用。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注意到根据文章《理解经济增长的源泉：基于一个简约的生产函数》（张宇燕等）的结论，技术进步、分工专业化与制度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在于生产率，提高生产率的直接推动力无非是技术进步和专业化生产与贸易，而间接推动力则是制度条件。推动经济长期增长应重视制度建设、分工专业化和技术创新这三个关键因素。推动经济长期增长需要不断提升制度的质量，完善制度体系内各项规则内容的同时强化制度执行力度，打造有效的制度体系，系统增强全要素生产率和生产要素投入对于产出水平的促进作用。

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对生产要素的构成、生产要素的质量提升、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新质生产力是包含了全新质态要素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自于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质量提升。生产力既涵盖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等基本要素，也包含科学技术等重要因素。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过程，与生产力中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相结合，从而转化为实际生产能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动力是新技术。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了生产要素的质量提升，从而也大幅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新质生产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自于生产要素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意味着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质优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方向顺畅流动。创新意味着内外部资源的重组，也意味着生产要素的配置融合。

强调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有非常深刻的宏观经济背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深化和宏观杠杆率对资本形成的制约，我们必须通过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来维持增长中枢的稳定。而过去10年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停滞的迹象。 经济学家吴敬琏曾在“首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人口红利不断减少，农村资源转向城市的结构性变化使得效率有所提高，但这个过程即将结束。能够解决当前问题的根本，就是要提高效率，提高生产函数中间的索洛余值，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黄奇帆同志也指出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仅有美国的40%、日本的63%、德国的44%左右，而且自2008年以来增速趋于下降。因此保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增长，需要全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我们说新质生产力是结果导向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需要制度；经济的地理布局；经济结构即通过调整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向有利于投入少产出多的产业或行业转移，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就可以在不增加要素投入量的情况下提高生产率。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的合理配置；使各种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之间，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达到最佳组合。经营组织科学化；通过科学的人性化的组织管理方式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或是采取更为合理的营销组织架构来提高生产率等等。创新；通过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达到要素节约的目的从而提升生产率，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甚至某一领域生产率提升，可能是其他领域技术进步的溢出效应。或一地区生产率的提升可能是其他国家或地区生产率的溢出等等。

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新时代主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 从表征上看，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相对于美好生活需要而言供给还不够充分，形成了需求侧与供给侧的不平衡， 是发展质量不高的重要体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是决定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成效及质量的关键所在。

在供需协调发展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上，也要促进需求总量的持续扩大和需求结构的不断优化，在供需协调发展中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从经济增长理论变迁看，西方主流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短期经济增长取决于需求因素，而长期经济增长取决于供给因素。片面强调供给侧，而忽视需求侧的理论分析模式并不具有普适性，也不符合中国这样新兴经济体发展的实际情况。为了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高质量供给、高质量需求、高质量配置、高质量的经济循环等目标，有必要平衡好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等多个方面，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发展机制。从供给侧来看，面对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技术进步和创新成本等要素成本的不断上涨，我国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张拉动经济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带动经济增长。

一方面，虽然全要素生产率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常见概念，但其理论本身存在缺陷，有必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对其加以审视和改造。另一方面，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带来的生产方式变迁，使总量生产函数等均发生基础性变化，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传统增长核算不再适用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践检验。正如领导人所强调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自主知识体系是基于实践提出的基本问题，从理论层面凝练上升为基本范畴，形成“术语革命”，再以此为基础形成范畴间的有机联系，形成学科、学术、话语体系。川观智库发布《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研究报告》也提供了建设性意见。围绕“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川观智库注意到相较于“提升要素质量”（尤其是推动技术进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在政学界往往被置于相对次要地位。建议高度重视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拉动作用；建议高度重视可能出现的产业政策扭曲问题；建议高度重视“传统提升路径”的挖潜工作。

全要素生产率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它反映了‌资源配置效率、‌生产手段的技术水平、生产对象的变化、生产的组织管理水平、劳动者对生产经营活动的积极性，以及‌经济制度与各种社会因素对生产活动的影响程度。当前需要正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紧紧抓住新一轮技术群体性爆发与扩散的机遇。应聚焦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等具有通用技术特征的重要技术，加大研发投入、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场景导入，推动这些技术向各行各业渗透、扩散。同时加大对前沿技术与未来技术（如量子科技、生物技术）等的研发支持力度，提升战略新兴技术与通用技术开发能力。需要将知识生产、扩散与价值实现作为核心，提升知识进入生产与服务的水平。目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程度上缘于生产中含有的知识数量与质量的差异。也需要避免泛化全要素生产率。在中短期内，要避免将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考核企业和地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指标，最好使用劳动生产率、增加值等指标综合评判新质生产力发展。政府需要进一步创造好的政策、制度环境，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让生产要素更自由流动，资源更有效配置，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发展尽快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