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金融是以财政科技投入为引导，金融投入为主体，通过制度、机制、工具等创新，整合科技、金融、企业和社会资源，服务于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多元化科技投融资体系，主要包括企业资金、政府投入、创业风险投资、科技贷款和担保、多层次资本市场、科技金融产品、以及中介服务体系等多个方面。科技金融服务业就是与科技金融相关的服务产业，比如风险投资服务业、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以及担保、资产评估、会计、审计、金融信息等专业服务业。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能够通过发挥配置资源的功能助推国家生产力发展、经济腾飞、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领导人指出：“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积极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科技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科技创新发展需要强有力的金融支持。科技金融从创新体系、投融资体系、金融服务体系、金融政策体系和科技金融公共平台等视角，构建一个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的科技金融体系，是科技创新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金融瞄准科技企业的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的全生命周期，从科技信贷、科技担保、科技保险、股权投资、资本市场、政策体系和公共平台等视角，为科技企业提供全周期、多层次、全方位的科技金融服务。科技金融通过资金支持，实现技术的革命性突破，科技金融通过资本要素带动其他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与组合，科技金融通过资金支持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

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1957)提出经济增长不仅要考虑资本、劳动力要素的投入，还要关注技术进步、制度因素和管理改善等因素带来的产出贡献，称之为索洛剩余（Solow residual）。它不能被直接观察到，但普遍认为它反映的是生产效率，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索洛剩余为经济学家提供了一个分析和预测经济增长的新工具。它表明经济增长并非完全依赖于资源的投入，而是与创新、效率提升和新知识的创造密切相关。吴敬琏提出了“熊彼特剩余”（Schumpeterian Residual），即一个国家的经济在动态过程中留给某些有胆识、具有企业家特质的人士去追逐的剩余。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西方现代经济学没有考虑到企业家精神。1990年以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诞生，其中有一个重要分支就是“熊彼特增长理论”，把预期超额利润，即“熊彼特剩余”考虑进去做了动态模型。

金融业服务新质生产力能力的提升需要金融业高质量发展，其战略意义在于打造金融强国建设的生产力引擎。领导人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金融强国应当基于强大的经济基础，具有领先世界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同时具备一系列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即：拥有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这“六个强大”，明确了我国金融强国建设的六大关键核心要素。建设金融强国需要长期努力，久久为功。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建立健全科学稳健的金融调控体系、结构合理的金融市场体系、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

加快金融业劳动资料向具有更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跃升。需要不断加大金融科技研发投入，积极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努力加快金融机构转型升级。加快金融业劳动对象向更广范围的劳动对象跃升。数字支付，数字信贷，数字供应链金融产品，智能投顾产品等。加快金融业劳动者向更高素质的金融人才跃升。需要职业教育与培训升级，积极参与实训基地建设，加强企业内训与激励，完善技能导向的人才使用激励制度。中国式金融现代化是一种在中国式现代化框架内，运用先进的理念、技术和模式，对传统金融体系进行全面而深刻的革新与升级，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过程。这一过程的重要目标，是通过金融制度创新、金融技术革新、金融生态优化等方式，全面提升金融服务质量、效率和覆盖面。

科技金融是支持科技创新、助力科技成果转化、促成科技与资本高质量结合、推动科创产业发展的一系列金融工具和服务、金融活动组织方式、金融体制机制与政策的总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依赖于科技创新。引导与科技创新适配的长期资金配置到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节点行业和关键领域，是科技金融的核心关键。测算显示，实现2035年我国经济总量和人均GDP比2020年翻一番的目标，需要在未来十多年保持平均每年5%左右的GDP增速，这意味着未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需要恢复到2.5%甚至更高的水平。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需要保持对关键领域和节点行业的投资强度，这些领域的技术变革通过生产网络的传递和放大，进而形成溢出效应，能够对总体经济发展产生倍数效应。

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然要求。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工程，发展风险投资、壮大耐心资本才能充分发挥金融作用，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引导它们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进一步释放了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信号。包括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在内的金融机构必须通过创新思维和管理模式的优化，更加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地助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助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特征对金融体系提出了四方面新的要求：一是新质生产力的特点是创新，中小科创企业主导创新的客观现实要求金融服务介入的时点更早；二是新质生产力由技术群体性突破而催生，以融合发展的产业体系为实现载体，多样化技术和产业发展趋势要求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方式更多元；三是新质生产力“新”在数据要素重构生产函数并极大地丰富了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要求金融业提高数字化程度与之适配；四是新质生产力发展将引发生产要素配置方式的调整，这要求资本市场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

科技金融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科技金融从本质上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其实现路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需要设计并积极提供与新质生产力相对应的科技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二是鼓励先行先试，不断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的快速迭代；三是循序渐进展开体制机制改革，任何改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要避免“一刀切”造成负面效应。科技金融作为一种新型金融模式，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能够有效促进科技创新与金融资源结合，有利于形成以价值投资、长期投资和责任投资为理念的“耐心资本”，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金融业也面临着深刻变化，比如金融产品和工具的丰富、服务模式创新等。一是传统金融业以规模扩张为主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需要寻找新的发展方式。二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对于金融资产端的选择会有变化，通过支持更多的新质生产力客户，有助于金融业更好地优化资产结构，提高资产质量。三是丰富金融业的服务范围，更好地拓展诸如科技金融等方面的客群基础。四是提高风险管理能力，金融业自身在服务新质生产力过程中，会不断加强研究能力，研究赋能风险管理和业务发展。五是有利于增强品牌价值，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打造科技金融“价值”服务体系以金融力量锻造“创新力”。建设银行研发推出了专业评估评价方法、专门系统平台工具、专属产品服务体系、专项支持管理政策，融合打造科技金融“价值”（VALUE）服务体系。即以数据和信息技术应用拓宽科技金融服务视野（Vision），以评估评价（Appraisal）为关键核心，以专属信贷（Lending）为重点支撑，以股债联动（Equity）提升服务能力，以涵养科技金融的生态体系（Ecosystem），助力科技创新发展。从“看”懂科技市场从“近景”到“全景”，到“评”定科技价值从“标准”到“精准”，再到“贷”动科技创新从“浓度”到“额度”，从 “投”资扶持科企从“软实力”到“硬通货”，到“服”务连接科技从“资金”到“资源”，再到 “研”发成果转化从“创新力”到“生产力”，服务体系融合连接建行现有科技金融服务，形成了身份识别、评价模式、业务逻辑、平台工具、生态体系等五个方面的统一。

招商银行聚焦银行融资产品创新，依托科创企业量化评价与大数据风控模型，创新打造了科技企业专属融资产品“科创贷”；邮储银行全力打造“U益创”科技金融服务品牌——包括“U创融”“U创投”“U创通”“U创富”“U创慧”五大支柱，为客户提供资金融通、资本运作、支付结算、财富管理、智库咨询等综合服务，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中国银行于创新推出“中银科创生态伙伴计划”，积极构建政府、科研院所、投资机构、科技企业的有效连接，以支持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浦发银行坚持“商行+投行+生态”一体化服务，深化“股、债、贷、保、租、孵、撮、联”业务打法。尤其是上海分行先行先试，更是首创“热带雨林”式全生命周期科创企业服务模式。无论是“高大乔木”企业、“重点苗木”企业、还是“茂密灌木”企业，都能有良好的成长环境，实现科技金融的有效供给。

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从实践来看，以北京、上海、深圳、合肥等为代表的主要城市立足自身禀赋，在金融支持创新方面探索出了差异化的发展模式。北京模式—基础研究投入领先：北京总部经济的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包括金融街、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在内的特色总部经济聚集区，已成为推动北京科技金融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上海模式—产业链融资突出：上海拥有完备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几乎涵盖从研发、制造、销售、应用到全球要素配置能力等创新链各个环节的所有功能，在全国主要城市中具有无可比拟的绝对优势。深圳模式—风险资本发达：深圳的科研体系与经济体系紧密结合，资源配置和政策导向紧随市场主体。相应地深圳在金融支持创新方面也以市场驱动为主。 合肥模式—政府主导：在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方面，合肥市政府发挥了重要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国有资本引领带动作用。有效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建立有效的激励与包容机制。像领导人强调的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今年7月上海科创金融联盟举行全体大会，工、农、中、建、交五大国有银行上海市分行和国泰君安、申万宏源、海通证券三大券商签署“5+3”科技金融战略合作协议，旨在加强“商行+投行”科技金融协同赋能，深化在股权债权联动、创新综合科技金融服务、共建科技金融生态共享平台等领域的合作，支持科技型企业发展壮大，打造具备国际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的投资银行。构建适配高水平科技的金融服务体系。金融是把“双刃剑”，历史上多次金融危机对生产力造成了破坏，加强金融监管是促进金融、经济增长和生产力进步三者良性循环的保障。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既要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又要完善金融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构建资本市场与银行并重的金融体系，为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健全资本进入和退出机制，形成金融投资和高科技企业发展的良性循环；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贯彻好新发展理念。

金融科技赋能新质生产力也有抓手：一是利用技术提升风险管理的智能化水平。以往银行评审授信看“三表”，现在运用数字化手段构建针对科创企业评价的“第四张表”。二是强化了获客营销的自动化能力。利用大数据“理解”客户需求，制定个性化方案。三是运用金融科技手段赋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整合数据对企业进行精准画像，对企业信用一体化管理，更好地评估企业创新能力。四是利用金融科技手段参与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实现政府、企业、银行数据在线上系统对接。数字金融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是重大机遇，数字金融有望在经济主体的价值创造、生态互联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新质生产力发展可以依赖于数据要素。

2023年6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加大力度支持科技型企业融资行动方案》，强调要引导金融机构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多元化接力式金融服务。2024年1月12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加强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的通知》。2024年5月9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下发的《关于银行业保险业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把“针对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进一步增强”列为未来5年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的4大努力方向之一。2024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扎实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的工作方案》强调，“推动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全面提升科技金融服务能力、强度和水平，为各类创新主体的科技创新活动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建立健全科技金融标准体系和统计制度，完善常态化投融资对接、信息共享、创新试点、风险分担和防控等配套机制，增强金融支持精准性和可持续性”。

最近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和市财政局制定并发布《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促进科技金融深度融合发展支持资金管理办法》，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打造全国领先的“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发展生态，有力支撑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和创新高地建设。政策点是引导新设立基金落地方面，支持投资机构在本市设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鼓励投资机构积极募集长期资金，围绕高精尖产业或未来产业开展直接股权投资。引导投资机构加大投资力度方面，支持投资机构聚焦高精尖产业或未来产业开展直接股权投资。支持企业在新三板挂牌方面，支持企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或调层，给予企业资金支持。支持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平台（基地）建设方面，为企业提供挂牌、上市、发债等专业化服务，对综合服务效果较好的给予资金支持。支持开展股债联动等业务创新方面，科技型企业提供“贷款+外部直投”“认股权贷款”等新型业务等。上述5项政策均采取前协议加后补助的支持方式，按照协议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及成效，给予投资机构通常不超过500万元的资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