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人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必然要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所谓生产关系，也就是人们在物质生产活动中结成的社会关系。马克思也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结合则构成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后者成为决定社会制度、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基础。

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它包括三个基本方面，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的分配形式，其中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决定了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产品分配形式。不同生产力水平，必然有与之相应的不同的生产关系。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又具有反作用。生产力之所以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和升级换代是由技术革命的重点突破不断推动的。马克思也十分强调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对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认为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既可成为新技术革命产生和生产力发展的 “加速器”，也可能成为 “抑制器”。

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而生产关系的创新是最根本的创新。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生产关系则是最根本的社会关系。产生于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中的生产工具——数字技术，与作为前面三次工业革命代表生产工具的蒸汽机、发电机和计算机有重大差异，但它的广泛应用从而推动新质生产力得以实现的过程中，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和新制造、新服务、新业态、新动能的产生等方面，仍然需要生产关系的调整，与之相适应的新质生产关系也在不断的变革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分配关系和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等生产关系要素正在重塑。

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来看，当今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性质越来越难以用公有制抑或私有制来界定，越来越趋向于社会所有制。传统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具有排他性，数据则更多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较少或不具有排他性。从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来看，由于所有制关系的变化以及各个国家或地区都致力于劳动者保护，在劳动过程中，人们的地位和相互关系随之也发生变化。数字经济时代，生产要素在全球流动，物联网上的每一家企业都是全球生态链中的供应者和需求者，企业成了完全开放的没有围墙的企业，车间成了完全开放的没有物理隔断的车间，柔性管理代替了刚性管理，劳动场所、劳动资料、劳动对象都呈现出不固定性，即时办公、随处办公成为常态，企业内部员工没有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都是企业的管理者又是被管理者，都成为企业经营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人们之间的地位没有高下等级之分，真正实现了平等。

从分配关系来看，随着生产力发展，分配关系处于不断的演变之中。信息时代，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在世界范围内创造的财富以加速度增加，可供分配的蛋糕越来越大。分配方式越来越多，分配关系更为复杂，更多的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拥有生产要素的多寡决定收益分配的量，越来越多的人拥有多个生产要素，获得更多的“复合收益”。获得收入的方式更为便捷，特别是资本与流量的成功融合，在手机屏幕上动动手指，转发信息就可以获得不菲的收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加之电商的兴起，原来附加值低的商品附加值越来越高，总之新质生产力创造了新质财富，也催生了新的财富分配方式。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依靠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还要依靠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解决好“为谁创新”的问题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牢创新为民价值导向，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解决好“谁来创新”的问题就是国家战略科技人才脱颖而出，攻坚克难，奋发图强。解决“为何创新”的问题就是中华民族的崛起，需要完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激励机制。解决好“创新什么”的问题就是以国家战略需求和产业发展需求为牵引的科技投入。解决好“如何创新”的问题就是以生产要素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由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产业创新驱动的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发展。解决好“创新成果如何用”的问题就是及时将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新型生产关系是在原有制度设计基础上通过优化完善而形成的，它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和要求，并能保障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路径是，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改变不适应新动能释放的体制机制，增强发展和创新的内生动力。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构建适应、保障、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要做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守正创新。领导体制层面，要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要处理好新质生产力领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要“有效的市场”，也有“有为的政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本立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落脚点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坚持系统联动，实施包容审慎监管，持续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政策和制度环境。

建立新型生产关系的过程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同时，着力从经济与科技体制、高标准市场体系、新型工业化体系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方面构建新型生产关系。以经济与科技体制变革为动力推动科技颠覆性突破。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是科技型生产方式的体现，而经济体制是科技体制的重要基础，能从宏观层面影响企业参与科技创新，实现技术革命性突破。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一体两翼，二者相互促进，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新质生产力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动力，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构建与其相适应、相匹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即将召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是要研究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力量。

要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多措并举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技术要素配置方面，主要体现在用好新型生产工具，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创新赋能。数据要素配置方面，主要体现在用好数据这种新型生产要素，发展数字经济，推动各行业实现数字化的升级变革，提高整体经济效益。技术和数据的全面融合发展，将带来生产关系的颠覆性变革，并渗透到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打通堵点，畅通教育、人才、科技的良性循环，为新型生产关系的构建提供源源不断的活力与动力。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不断塑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为塑造新型生产关系提供良好的环境。

新质生产关系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背景下，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刻变革而形成的新型生产关系。主要体现在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新质生产关系的核心内容，为现代经济体系的高效运转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市场化意味着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能够在市场中自由流动和交易，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这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创新和竞争，激发市场活力。市场化还要求建立完善的市场监管体系，确保市场秩序的公平和透明，防止市场失灵和垄断行为的发生。市场机制的完善是提升生产力的关键。新质生产关系的构建需要重视市场环境的优化，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可以促进知识、信息、创新等非物质要素的高效流动和利用，激发企业和个人的创造潜能。

法治化环境下，司法执法的公平、公正、公开是维护市场秩序和保障经济活动顺利进行的基石。法治化还包括确保所有市场主体平等准入市场，以及公平享受和获取公共资源、信息和服务的权利。这不仅有助于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还能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国际化意味着生产关系需要与国际标准和规则相接轨，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与交流。在国际化的背景下，国家和企业需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通过国际竞争和合作，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新质生产关系的完善是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

我们需要思考适应新质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关系新特点。新型生产关系有可能部分重构原有的经济、科技体制机制框架。如作为所有制核心内容的产权，在数据要素领域出现模糊化趋势，数据要素很难划分出清晰的产权。收入分配也不仅局限于传统的按劳分配、按所有制分配、按要素分配，而是表现出按工作流程、按上下游关系、按在生产中是否处于支配地位等多样化新型分配关系。新型生产关系不仅调整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要进一步拓展到调整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2019年，欧盟就发布了《可信赖的人工智能伦理准则》；2024年3月，欧洲议会表决通过欧盟《人工智能法案》；2022年10月，美国发布《人工智能权利法案的蓝图》，都在探索调整人与人工智能的伦理关系。我国已经成立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工信部科技伦理委员会、工信领域科技伦理专家委员会，在未来的新型生产关系构建中，将对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度研究和调整。

新型生产关系必然高度符合科技创新活动的规律。科技水平及科技人才水平已经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就决定了新型生产关系必须满足科技创新的需要，充分尊重科学研究活动的规律，创造宽松自由的科研环境、科研成果转化应用机制、科研服务和保障机制、激励创新的科研评价机制。新型生产关系不仅包括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技体制，也包括更高效的新型生产要素配置体制机制和新型生产组织方式。生产组织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生产运营线上线下协同组织，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程度越来越深。要素配置越来越精准化、协同化、系统化，数字技术提升了要素供求的匹配度，数据网络提高了供需信息的透明度，数字平台大大加快了要素配置的效率。新型生产关系越来越凸显出数字化、市场化的特点，能够更加高效地协调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构建新型生产关系迫切需要解决“创新”和“质优”两方面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科技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仍然存在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制约了科技创新步伐，难以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相关联动衔接体制机制存在堵点、卡点，难以支撑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新质生产力引领高质量发展方面，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使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关键主体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一类是市场主体发育问题，特别是产权制度改革滞后。另一类则是市场体系建设问题，市场与政府的作用边界仍不清晰，要素市场建设相对滞后，垄断现象仍然存在。一些国有企业存在的活力不足、效率不高等问题仍未根本解决，国企委托代理难题仍未破解，国有经济布局结构仍需优化，国资管理体制仍需完善。

抓住创新、质优两个关键词形成新型生产关系。新质生产力的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新型生产关系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形成适应新质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关系，关键是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着力解决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突出问题，加快形成高效的新型要素配置方式、新型生产组织方式，构建保障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体制机制。打造充满活力的新型科技创新生态。不仅要留住科研人员的“人”，更要留住科研人员的“心”。集中力量突破受制于人的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构建数字化、市场化的新型要素配置方式。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抓手，引导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方向顺畅流动，全面提高要素协同配置效率。形成适应数字技术快速升级趋势的新型产权关系。塑造更加高效、和谐、符合科技伦理的社会关系。规范和解决数字技术使用中的透明度、安全性和问责制等关键问题，逐步塑造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秩序。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关键，需要通过创新和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需要通过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表现为在生产要素投入的基础上，通过技术进步、体制机制优化、组织管理改善等无形要素推动经济增长。关键需要我们做好“加减乘除”。“加法”是要立足保障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聚焦战略安全、产业引领、国计民生等功能，加大对关键行业和重要领域的支持投入力度，同时做大做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减法”则是要进一步加大专业化整合力度，支持企业兼并重组、优胜劣汰，打造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行业领军企业和小巨人企业，使国有资本进一步向主业企业和优势企业集中。“乘法”是要对标国际一流企业创新提升治理水平，通过管理、市场等的全方位创新为企业发展助力赋能。“除法”是要打造高回报率、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盈利业务和优势项目，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回报率。

领导人强调“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让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破除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循环过程中的梗阻，以新兴技术重构生产关系，推动产业结构和组织结构优化调整，加快培育适宜新质生产力生长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环境。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各领域各方面改革。新型生产关系本身是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动力。建立新型生产关系是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路径。新型生产关系是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优势的生产关系。科研生产体制改革是建立新型生产关系的先行试验区。只有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才能在世界舞台上把握住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先机，实现高质量发展。